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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网站seo:“乌台诗案”与苏轼《游净居寺诗并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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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7-15 10:20:5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在光山县大苏山净居寺古碑廊中,最引人注目的古碑文当数明嘉靖年间(1556年)由时任光山县令沈绍庆所刻立的苏轼《游净居寺诗并叙》(诗见《苏轼文集》卷十一)。苏轼《游净居寺诗并叙》全文如下:

“寺在光山县南四十里,大苏山之南,小苏山之北。寺僧居仁为余言:齐天保中,僧慧思过此,见父老问其姓,曰:‘苏氏’。又得二山名,乃叹曰:‘吾师告我,遇三苏则住。’遂留结庵。而父老竟无有,盖山神也。其后僧智顗见慧思于此山而得法焉,则世所谓思大和尚、智者大师是也。唐神龙中,道岸禅师始建寺于其地。广明‘庚子之乱’,寺废于兵火。至乾兴中乃复,赐名曰‘梵天’云。”

十载游名山,自制山中衣。

愿言毕婚嫁,携手老翠微。

不悟俗缘在,失身蹈危机。

刑名非夙学,陷阱省积威。

遂恐生死隔,永与云山违。

今日复何日,芒鞋自轻飞。

稽手两足尊,举头双泪挥。

灵山会未散,八部犹光辉。

愿从二圣往,一洗千劫非。

徘徊竹溪月,空翠摇烟霏。

钟声自送客,出谷犹依依。

回首吾家山,岁晚将焉归。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出这样一个疑问:诗的题目为“游”,而全诗的内容为什么明显地表露出“诉”和“悟”,却体味不出“游”的意境呢?要准确地读懂和理解这首诗,我们有必要从诗的背景入手,来轻轻揭开发生在近千年的那场震惊朝野、悲憾千秋的“乌台诗案”的神秘面纱,以探究诗人当时的心境和该诗的内涵真谛。笔者挚于对家乡精品文化的酷爱,试就该诗的写作背景和内容作一粗述,供读者批评指正。

一、“乌台诗案”的来龙去脉

该诗写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至今已930多年。元丰二年(1079年),诗人遭遇了平生第一次灭顶之灾——“乌台诗案”,他不仅在仕途上一落千丈,而且险丢性命。所谓“乌台”,即御史台,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朝廷中专司查办官吏的衙门,其职能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部。自汉代后,御史台亦被称作“乌台”。现据林语堂《苏东坡传》和《康震评说苏东坡》二书,我们将“乌台诗案”的起因及过程予以还原。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苏轼从陕西凤翔县任上回到京城,任直史馆,负责编修国史。此时,他的夫人王弗和父亲苏洵先后病逝。按照封建礼仪,苏轼和其弟苏辙即辞去官职,护送父亲和妻子的灵枢回四川眉山故里安葬,并守孝三年。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元月,苏轼兄弟二人守孝期满返回京城,然而等待他们的不是撒满鲜花的金光大道,而是一场充满争斗和凶险的政治大变革——王安石变法。这场变法虽然有怀着中兴大宋、革弊兴利豪迈志向的年轻皇帝宋神宗赵顼的倾力支持,但一开始就遭到权重位高的一大批保守大臣的激烈反对。于是,朝中开始形成了围绕着支持还是反对变法的势均力敌的两大阵营,即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和以欧阳修、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对派,即保守派。日后,两派逐渐演变为所谓的“新党”和“旧党”。随着变法实践的不断深入,两派的矛盾和斗争日益加深,尖锐而不可调和。

苏轼一回到京城,就面临着是支持还是反对变法的政治选择。很快,苏轼的政治态度就十分清楚地表露出来:他不赞成变法,是个典型的反对派。今天,我们不必为我们的大文豪的这种政治选择而惋惜,换言之,我们不应苛求苏轼应成为一个我们主观想象中的政治上“完美”的人。苏轼的这种政治选择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一是他认为变法有可能动摇北宋朝廷的根本制度,同时变法派在用人上确实存在重大失误。二是变法应渐进,而王安石的变法方式过于激进。三是他同一大批反对变法的元老重臣有着不一般的渊源关系,必然在思想和感情上有所倚重。苏轼的这种政治态度既有深刻的思想基础,即对当时的北宋王朝的社会弊病认识不清,因而危机感不强,又有此时的苏轼从政经历尚浅,对于变法的积极方面认识不足,消极方面估计得过于严重。所以,在政治上保守就成为理所当然。由于我们的大文豪在人格、性格和处事方式上太有“文化人”表里如一、刚直不阿、光明正大的士大夫特征,因而他不但从内心反对变法,而且把思想上的反对变为实实在在的、毫无顾忌的行动。他先后给宋神宗皇帝上《议学校贡举状》《谏买渐灯状》《拟进士对御试策》《上皇帝书》《再上皇帝书》等多封奏章,系统阐述反对变法的态度和理由。我们不妨从《康震评说苏东坡》一书里,摘录几段他给宋神宗皇帝奏章里的用语。他在《拟进士对御试策》中说,现在的变法就好比有人在深更半夜坐着马车奔跑在山间小路上,前面骏马狂奔,后面是马夫拼命地鞭打,随时都有车毁人亡的危险。希望陛下解下马鞍,喂饱骏马,等到天亮后在大路上慢慢行走,也并不晚啊!在《上皇帝书》中说,陛下英明神武,天纵英才,不可谓不英明、不勤勉、不果断。但是,太急于求成,提拔官员太快、太乱,耳朵太软。在《再上皇帝书》中,他警告宋神宗,如今的为政之道,变法措施,就好比医生在患者身上用毒药,以性命的生死来检验药效。如果一意孤行不加制止,终究会导致国家大乱败亡。这就是我们的苏轼!如今,我们仍有足够的理由为我们的大文豪这种光明磊落的襟怀和直吐为快的风骨而震撼和喝彩!苏轼不愧是“为真理而斗争”的勇士和敢于担当的大丈夫!然而,他却为日后政治仕途上的坎坷提前“埋了单”。

苏轼的这些言论文章,不仅使宋神宗心里不快,也深深刺痛了变法派。他自己也深知,应尽快离开京城这个是非之地,便主动向朝廷提出离京去做地方官的申请。宋神宗恩准了其请求。于是,三十六岁的苏轼便开始了八年的地方官经历。先在杭州任通判,后又被调往密州(今山东诸城)、江苏徐州和浙江湖州任知州,并取得了不错的政绩,得到老百姓的拥戴。尤其是杭州筑堤和徐州抗洪防洪被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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